黃河是中華民族發(fā)展的搖籃,黃河流域是華夏文明的發(fā)源地,它的中下游中原地區(qū)是古代經(jīng)濟、文化、科學(xué)最發(fā)達、最昌明的區(qū)域,也是人口最稠密,政治思想最為活躍的所在。黃河自西向東的流向,便于東西橫向聯(lián)系,而不便于南北縱向的聯(lián)系,縱向經(jīng)濟文化交流受到很大影響,黃河以北不乏富饒之地,黃河以南的東南沿海更是物產(chǎn)豐富之地,但長期得不到開發(fā),這種地理上的缺陷,造成了中國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不平衡的現(xiàn)象。我們的祖先明智地覺察到這個問題,從而產(chǎn)生開鑿南北縱向的人工河的愿望。
在中國歷史長河中,封建統(tǒng)治者為鞏固政權(quán),戰(zhàn)事頻繁,征伐不斷,為保證軍事行動所需之大量糧草的運輸,在水運上占有主導(dǎo)地位的年代,溝通南北水運,開鑿運河無疑對軍事行動是十分必要的。由此可見,大運河的開鑿,主要是為了當政者便于鞏固和發(fā)展自己的政權(quán),而軍事行動和經(jīng)濟開拓則是最直接的目的。同時,也有著追隨帝都的屬性。
中國古代很早就有利用自然水源、修筑人工運河、灌溉農(nóng)田和進行運輸?shù)臍v史。據(jù)記載,春秋時期,吳王夫差為了進攻齊國,運兵運糧,征調(diào)大批民夫,在長江與淮河之間開鑿一條運河,叫做“邗溝”。這就是后來大運河在江蘇境內(nèi)的一段。兩漢至南北朝時期,相繼修建了眾多運河河道。隨著南北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日益發(fā)展,修鑿的局部運河,已經(jīng)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尤其江南地區(qū)在全國經(jīng)濟生活中越來越占重要地位,溝通南北水道已經(jīng)成為社會經(jīng)濟交流的迫切需要。從先秦時期到南北朝時期的眾多王朝開鑿了大量運河河道,其分布地區(qū)幾乎遍及大半個中國。西到河南,南達廣東,北到華北大平原,都有人工運河。這些人工運河與天然河流連接起來可以由河道通達中國的大部分地區(qū)。這四通八達的水道為后世開隋唐大運河奠定了基礎(chǔ)。
隋的開河,只是將若干自然河或舊溝連城一氣。隋朝大運河的開通是在地方性運河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沒有地方性運河的開鑿,要想開隋朝大運河是缺乏基礎(chǔ)的。分裂時期,地方政權(quán)為大都開鑿了一些地方性運河,這些運河,從客觀上講為隋開大運河做了準備。
北魏統(tǒng)一北方,孝文帝實行漢化改革以后,北方經(jīng)濟有較大發(fā)展?!洱R民要術(shù)》中所反映的生產(chǎn)技術(shù)是北方社會經(jīng)濟恢復(fù)發(fā)展的具體表現(xiàn)。又《洛陽伽藍記·開善寺》說中原“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煢獨不見牛馬之衣”。孝文帝末年,已經(jīng)是“府藏盈積”“公私豐贍”。北魏末年北方生產(chǎn)又有了很大的恢復(fù)和發(fā)展。北周勸課農(nóng)桑,每當歲首,地方官要戒勵百姓,無論少長,要使“農(nóng)夫不廢其業(yè),蠶婦得就其功”。如果是“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nóng)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yǎng)生之具”。這些辦法與北齊基本類似。北周也出現(xiàn)了經(jīng)濟發(fā)展和國安民樂的現(xiàn)象。北朝時期的北方經(jīng)濟不僅得到復(fù)蘇,而且得到了一定的發(fā)展。從三國時期到南北朝時期,南方社會經(jīng)濟得到了很快的發(fā)展。三國時期,江南經(jīng)濟已經(jīng)有了發(fā)展。左思的《吳都賦》說“其四野則畛畷無數(shù),膏腴兼倍……煮海為鹽,采山鑄錢。國稅再熟之稻,鄉(xiāng)貢八蠶之綿。”《三國志》卷四十七《吳主權(quán)傳》注引《吳書》說吳國“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強富之國也”。陸機《辨亡論》也說吳國“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南朝時期,商業(yè)手工業(yè)也有了長足的發(fā)展,城市經(jīng)濟日益繁盛?!赌鲜贰肪砥呤豆嫔顐鳌氛f“今商旅轉(zhuǎn)繁,游食轉(zhuǎn)眾”。梁沈約也說:“商子事逸,末業(yè)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fù)始造之意。于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罽文犀,飛不待翼”??梢娊仙虡I(yè)的繁榮和活躍。南朝建都建康,是當時的政治經(jīng)濟中心,同時也是最大的商業(yè)城市?!短接[》卷八百二十七《資產(chǎn)部七》紀山謙之《丹陽記》:“建康大市,孫權(quán)所立;建康東市,同時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斗場市,隆安中發(fā)樂營人,交易因成市也?!苯?jīng)過南朝時期的發(fā)展,建康的繁榮程度已經(jīng)不亞于長安、洛陽。此外,荊州、京口、壽春、廣州等都是商業(yè)城市??傊?,江南自三國到陳亡,近四百年間,經(jīng)過南北勞動人民的辛勤開墾,農(nóng)、林、工、商都有很大的發(fā)展,變?yōu)樨斬浉火?、?jīng)濟發(fā)達的地區(qū)。
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已經(jīng)開鑿了鴻溝,又名蒗宕渠(即浪蕩渠),亦曰汴渠。漢魏時期又開鑿了陽渠、疏浚整修了汴渠。大業(yè)元年(605年),隋煬帝征發(fā)“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后百余萬”開通濟渠。隋朝通濟渠是將汴渠、陽渠疏浚而成的。汴渠(蒗宕渠)是通濟渠的主要渠身。通濟渠自洛陽西苑引谷、洛二水繞道今洛陽城南及城東,經(jīng)偃師縣和鞏縣之洛口而入于黃河,此段河道是舊有的陽渠道。通濟渠的上段是疏浚東漢所開鑿的陽渠故道而通到黃河的,然后再沿黃河的自然河道至板渚引黃河水入汴渠而達于淮。
春秋時期,吳王夫差下令開鑿了連通長江和淮河之間的運河。因途經(jīng)邗城,故得名“邗溝”。吳邗溝自今揚州市東南邊的古邗城之下起,城下掘深溝,引長江水北流,運河向北穿行于武廣湖(今武安湖)和陸陽湖(今洋湖)之間,東北入博芝湖,繼而入射陽湖,最后由射陽湖入今淮安東北五里的北神堰合淮水。
邗溝溝通了長江、淮河兩大河流,成為隋唐大運河最早修建的一段。東漢順帝時期,陳敏修理邗溝,另開新道,由江都經(jīng)樊良湖改道津湖,再由津湖直接由末口入淮,避免了射陽湖的風濤之險,給漕運帶來了很大的便利。隋煬帝于大業(yè)元年(605年)征發(fā)“淮南民十余萬”開邗溝。隋煬帝所開邗溝(山陽瀆),正是利用之前王朝開鑿留下的邗溝疏浚而成的。
大業(yè)四年(608),隋煬帝詔發(fā)河北諸郡男女百余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永濟渠也是利用之前王朝開鑿留下的運河河道與自然水道疏浚而成的。自今河南武涉至汲縣一段,用沁水、清水(即衛(wèi)河)疏浚而成;自汲縣至館陶一段,基本上是利用曹操遏淇水入黃河古道白溝而成;在館陶與滄州一段,是部分地利用了漢代屯氏河和西漢大河故瀆而成;滄州至涿郡,又部分地利用漳水,至獨流口則與漳水別而另辟新道,與漯水相接,經(jīng)漯水到達涿郡。
江南運河的開鑿歷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時代,吳國開通了從今江蘇到長江的運河,從蘇州的北門起,向西北穿過漕湖,經(jīng)太伯瀆與江南運河而上,再經(jīng)陽湖北行,入古芙蓉湖,然后由利港入于長江,以達于揚州;秦朝開鑿丹徒曲阿,開鑿了從今鎮(zhèn)江至丹陽的運河。也就是《南齊書》卷十四《州郡志》所說的“丹徒水道入通吳、會”。丹徒水道正是江南運河所經(jīng)路線。江南運河在秦始皇時已經(jīng)初具規(guī)模。西漢武帝時,在吳江南北沼澤地帶開河,南接杭嘉運河,基本上接通了蘇州至嘉興的運道;六朝建都南京,又修整、開鑿了運河和堰埭。東晉初年,因鎮(zhèn)江附近運河水淺,還修筑了丁卯埭平水堰,以平衡水位。為避長江風濤之險,孫吳開鑿了破崗瀆。至蕭梁,破崗瀆廢,另“開上容瀆,在句容縣東南五里,頂上分流,一源東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瀆西流入江寧(今南京)秦淮?!标悤r,又修破崗瀆。隋代的江南運河,只是在六朝以來所開鑿的江南運河的基礎(chǔ)上加以疏浚而成的。大業(yè)六年(610年),隋煬帝下令開江南江南運河(即江南河),從京口(今江蘇鎮(zhèn)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長八百余里,廣十余丈。隋煬帝所開的江南運河是將之前王朝開鑿留下的運河河道加以疏浚而成的。
春秋末期,吳國開鑿了胥溪、邗溝、黃溝三條運河。自胥溪開鑿?fù)瓿珊?,吳人可東自太湖,沿胥溪西上,直到今蕪湖附近后轉(zhuǎn)入長江,再渡過長江往北沿柵水到巢湖一帶北入淮水。
夫差是春秋時期吳國的最后一位國王,他運河開挖起了開創(chuàng)作用。他是大運河“第一鍬”的開挖者。
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互相攻伐兼并,戰(zhàn)爭連綿不斷,軍事運輸十分頻繁。夫差一心想北上伐齊,爭霸中原,當時,江、淮之間沒有水路可通,只有由江入海,這樣走,不但航程長,而且海上風狂浪急,易失戰(zhàn)機。為了安全和便利進軍,縮短軍需路線,夫差決定在蜀岡之上筑邗城,在蜀岡腳下鑿邗溝,開通江淮之間的水道。對于筑邗城、鑿邗溝的勞動場面,史書上用了四個字來形容,即“舉鍤如云”,可見其聲勢浩大。
吳王夫差調(diào)集民工開鑿邗溝。因途經(jīng)邗城,故得名“邗溝”。吳邗溝自今揚州市東南邊的古邗城之下起,城下掘深溝,引長江水北流,運河向北穿行于武廣湖(今武安湖)和陸陽湖(今洋湖)之間,東北入博芝湖,繼而入射陽湖,最后由射陽湖入今淮安東北五里的北神堰合淮水。全長約400里。邗溝溝通了長江、淮河兩大河流,成為隋唐大運河最早修建的一段。邗溝的開鑿,是有史記載的大運河最早開鑿的河段,被認為是大運河的開端。揚州、淮安兩座歷史文化名城因邗溝的開鑿而誕生。邗溝此后一直是大運河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今仍為水運要道。
吳王夫差筑邗城鑿邗溝,客觀上為當時中國東部地區(qū)南北政治、經(jīng)濟、文化交流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對后來揚州的建城,乃至經(jīng)濟、文化、航運、交通的發(fā)展起了重大作用。
吳開邗溝之后,還在更北的地方開鑿了商(宋)魯之間的黃溝運河,溝通了泗水與濟水。黃溝開鑿之后,吳王夫差可沿邗溝北到淮水,入泗水,入濟水,西上黃池,與齊晉爭奪盟主地位。
秦始皇在湘桂之間開鑿靈渠,以通漕運。在四川有李冰開鑿離堆(碓),關(guān)中鄭國作鄭國渠,既可以灌溉農(nóng)田,又可以供漕運,“皆可行舟”。
漢朝開鑿了漕渠,由長安引渭水入渠,沿南山山腳,一直通到黃河。班固的《西都賦》說槽渠“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漢朝王景治理汴渠,“十里一水門,更相洄注,無復(fù)潰漏之患”。東漢開鑿了陽渠,漕舟可由汴入河,由河溯陽渠入洛陽建春門以輸常滿倉。東漢順帝時期,陳敏修理邗溝,另開新道,由江都經(jīng)樊良湖改道津湖,再由津湖直接由末口入淮,避免了射陽湖的風濤之險,給漕運帶來了很大的便利。漢朝還經(jīng)常維護靈渠。
漢順帝永和五年(140年),會稽郡太守馬臻納山會平原三十六源之水,興建了鑒湖。鑒湖初創(chuàng)至晉代,山會地區(qū)主航線即為鑒湖,至晉后至唐,西線(山陰縣)的航線漸為西興運河所取代,而東線(會稽縣)鑒湖仍為主航線并延承至現(xiàn)代。
魏晉南北朝時期,開鑿了一些地方性運河,對后來隋朝隋唐大運河的開通起了積極作用。東漢末年,曹操先后開鑿了白溝、平虜渠、泉州渠、新河和漕渠等。白溝開鑿于東漢建安九年(204年),在淇水入黃河處下大枋木使成堰,遏淇水入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黃河古道以成渠,以淇水、蕩水、洹水為上源,利用縱貫河北平原的清河故道至今青縣附近,注入滹沱河。平虜渠開鑿于建安十一年(206年),從今青縣東北引滹沱河水北入泒水。泉州渠也開鑿于建安十一年,南起泉州縣(今天津市武清西南),上承潞河,下入鮑丘水,還從溝河口向東鑿渠入濡水,稱為新河。利漕渠開鑿于建安十八年(213年),鑿渠引漳水,自今河北曲周南,東至今大名西北,注入白溝,借以溝通鄴和四方的漕運,故名利漕渠。白溝、平虜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的開鑿,完成了貫通河北平原的運河網(wǎng)工程,便利了河北平原的水道運輸。
曹丕代漢建魏以后,遷都洛陽,曹魏對于運河的設(shè)施,主要是修通汴渠、開鑿賈侯渠、討虜渠和廣漕渠等項運河工程。曹操曾疏浚過汴渠上游到睢陽一段,稱為睢陽渠。正始二年(241年),曹魏又重新整理汴渠,這次是自上游到下游全程整修,使之可以通舟楫。杜預(yù)致書王濬,勸他在滅吳之后,率領(lǐng)水軍,自長江入淮水,又自淮水入汴渠,再由汴渠入黃河,溯黃河回到首都洛陽。
賈侯渠系魏賈逵所開?!度龂尽肪硎逵涊d:“(賈逵)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馀里,所謂賈侯渠者也。”故道在今河南淮陽西北,后與其他水道“交錯畛陌”。黃初六年(225年),開通討虜渠,據(jù)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說,其故道在郾城縣東。廣槽渠系齊王正始二年(241年)所開鑿,通過陳、蔡之間,故道在蒗蕩渠的下游,《三國志·卷二十八》記載:“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鄧)艾所建也?!?/p>
孫權(quán)在南方開鑿運河,西連淮水,東接云陽,號破岡瀆,這條運河是溝通今南京以東的水運網(wǎng)。
桓公瀆又稱桓公溝,為東晉桓溫時開鑿的。太和四年(369年),桓溫率兵北伐前燕,“軍次湖陸,攻慕容暐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xiāng)。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巨野三百余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巨野澤即梁山泊,位于今巨野與梁山縣之間,這條運河被稱為桓公瀆,從巨野澤北出濟水,在今濟南長清縣西與河水相通,故桓溫能由濟水入黃河。東晉安帝義熙十三年(417年),劉裕又繼續(xù)疏?;腹珵^。
楊口運河是杜預(yù)做荊州刺史時開鑿的。這條運河由楊水入漢水之處起,直達江陵,通入長江,更由江陵通到洞庭湖中?!稌x書·卷三十四·杜預(yù)傳》記載:“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shù)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今洞庭湖),沅湘之會,表里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杜)預(yù)乃開楊口,起夏水(今漢水)達巴陵(今湖南岳陽)千余里,內(nèi)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边@條運河開鑿以后,使江陵在交通上的形勢更加重要。從江陵溯江而上,可到巴蜀;沿江而下,可達建業(yè);還可以由洞庭湖溯湘水沿漓水到番禺。
從先秦時期到南北朝時期,中國古代勞動人民開鑿了大量運河,其分布地區(qū)幾乎遍及大半個中國。西到關(guān)中,南達廣東,北到華北大平原,都有人工運河。這些人工運河與天然河流連接起來可以由河道通達中國的大部分地區(qū)。例如從現(xiàn)在的北京不遠的通縣起,即可乘船順潞水由泉州渠到溝河口入海,經(jīng)過一段短短的海程,再進入泒河,由泒河經(jīng)過平虜渠,而入漳水,又由漳水經(jīng)過利漕渠和白溝而入黃河,又由黃河進入汴渠上游,沿蒗蕩渠而下,由潁水入汝水,再由汝水的支流舞水入泚水,又泚水入淯水,由堉水入漢水,由漢水入楊口渠,由楊口渠道而入長江,由長江入洞庭湖,由洞庭湖入湘水,由湘水入漓水,由漓水入西江,沿西江可達番禺城;或由江陵溯長江達巴蜀,以通西南。這四通八達的水道為后世開隋唐大運河奠定了基礎(chǔ)。
隋的開河,只是將若干自然河或舊溝連城一氣。
隋唐大運河的開通是在地方性運河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沒有地方性運河的開鑿,要想開隋唐大運河是缺乏基礎(chǔ)的。分裂時期,地方政權(quán)為大都開鑿了一些地方性運河,這些運河,從客觀上講隋唐大運河做了準備。
隋文帝所開的廣通渠(又稱富民渠、永濟渠)實際上是對漢代槽渠的疏浚。開皇四年(584年),隋文帝利用漢朝開鑿留下的槽渠,命令宇文愷率水工開廣通渠(又稱富民渠、永濟渠),在渭水之南,傍南山而東,到潼關(guān)銜接黃河。開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令所開的山陽瀆,則是吳國邗溝故道。
隋煬帝修隋朝大運河分為四條:通濟渠、邗溝、永濟渠、江南運河。通濟渠是從板渚引黃河水,注入淮水。大業(yè)元年(605年)三月,發(fā)河南諸郡男女百余萬,開通濟渠。通濟渠分為三段:西段自東都洛陽西苑,引谷水、洛水,東循陽渠故道由洛水注入黃河;中段自洛口到板渚,是利用黃河的自然河流;東段起自板渚,引黃河水走汴渠故道,注入淮水。通濟渠東段所經(jīng)過的路線是引黃河水循汴水故道,入于泗水,注入淮河。朱偰在他所輯的《中國運河史料選輯》(17頁)寫道:“蘇軾《書傳》說道:‘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又足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chuàng)開也,’蘇軾歷引《漢書》楚、漢(約)中分天下的鴻溝,漢末年曹操和袁紹相持的官渡,以及王濬伐吳杜預(yù)信中所提的‘‘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還都‘,來證明秦、漢、魏、晉以來,早已由此水道,并非隋煬帝新開鑿的。’”
根據(jù)顧祖禹的考證,通濟渠源于《禹貢》的雍水,春秋時稱為鄴水,秦漢時又叫鴻溝,其后叫“蒗宕渠”(按即浪蕩渠),亦曰汴渠。《元和郡縣圖志》卷八《河南道四陽武縣》記載:“汴渠,一名蒗宕渠,今名通濟渠”。隋煬帝所開的通濟渠就是利用汴渠(蒗宕渠)的河道來開的。汴渠(蒗宕渠)是通濟渠的主要渠身。
自西苑引谷、洛二水繞道今洛陽城南及城東,經(jīng)偃師縣和鞏縣之洛口而入于黃河,此段河道是舊有的陽渠道。通濟渠的上段是疏浚東漢所開鑿的陽渠故道而通到黃河的,然后再沿黃河的自然河道至板渚引黃河水入汴渠而達于淮。
邗溝上接通濟渠,下接江南運河。隋煬帝大業(yè)元年(605年)所開的邗溝,所利用的不是吳國邗溝,而是利用的東漢陳登所開鑿的邗溝直道。
大業(yè)四年(608年),隋煬帝詔發(fā)河北諸郡男女百余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永濟渠也是利用之前王朝開鑿留下的運河河道與自然水道疏浚而成的。自今河南武涉至汲縣一段,用沁水、清水(即衛(wèi)河)疏浚而成;自汲縣至館陶一段,基本上是利用曹操遏淇水入黃河古道白溝而成;在館陶與滄州一段,是部分地利用了漢代屯氏河和西漢大河故瀆而成;滄州至涿郡,又部分地利用漳水,至獨流口則與漳水別而另辟新道,與漯水相接,經(jīng)漯水到達涿郡。
大業(yè)六年(610年)隋煬帝下令開開江南運河。但江南運河的開鑿也不是始于隋朝的。江南的運河的開鑿歷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時代,吳國開通了從今江蘇到長江的運河,從蘇州的北門起,向西北穿過漕湖,經(jīng)太伯瀆與江南運河而上,再經(jīng)陽湖北行,入古芙蓉湖,然后由利港入于長江,以達于揚州;秦朝開鑿丹徒曲阿,開鑿了從今鎮(zhèn)江至丹陽的運河。也就是《南齊書》卷十四《州郡志》所說的“丹徒水道入通吳、會”。丹徒水道正是江南運河所經(jīng)路線。江南運河在秦始皇時已經(jīng)初具規(guī)模。西漢武帝時,在吳江南北沼澤地帶開河,南接杭嘉運河,基本上接通了蘇州至嘉興的運道;六朝建都南京,又修整、開鑿了運河和堰埭。東晉初年,因鎮(zhèn)江附近運河水淺,還修筑了丁卯埭平水堰,以平衡水位。為避長江風濤之險,孫吳開鑿了破崗瀆。至蕭梁,破崗瀆廢,另“開上容瀆,在句容縣東南五里,頂上分流,一源東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瀆西流入江寧(今南京)秦淮。”陳時,又修破崗瀆。隋代的江南運河,只是在六朝以來所開鑿的江南運河的基礎(chǔ)上加以疏浚而成的,并不是隋煬帝時才開始開鑿的。
隋朝末年,永濟渠引沁水會清水一段的渠道已經(jīng)淤塞。
唐朝對隋唐大運河進行了艱苦不懈的疏浚、修整和開鑿。主要工程是:四疏汴渠,五浚山陽瀆(邗溝),三治江南運河,二鑿丹灞水道,三治褒斜道,疏浚嘉陵江故水道,治理靈渠,黃河汾水道(這里所舉的疏浚整治次數(shù)只是個約數(shù),實際上運河時通時塞,疏浚整治工作是經(jīng)常進行的)。唐王朝對漕運水道的開鑿、疏浚和征斂是盡了極大的努力,通過長期的修鑿和治理,是漕運的干流和支流都得以通行流暢,出現(xiàn)了興旺發(fā)達的漕運事業(yè)。
汴渠又稱汴水、通濟渠,是連接黃河和淮河之間的中原渠道,由于該渠首連接黃河,河水所含泥沙量較大,最容易淤塞。唐朝初年,每年初春就要“塞長茭,決沮淤”,疏通堰口,修理渠道。否則,堰口阻塞,黃河水不能引進入渠道,漕運就會中斷。開元二年(714年),唐朝疏浚汴渠的梁公堰,“公私深以為利”。開元十五年,堰口再次塞阻,“行舟不通”,唐玄宗命令疏決開就河口,“安及遂發(fā)河南府懷、鄭、汴、滑、衛(wèi)三萬人,疏決開舊河口,旬日而畢?!遍_元二十七年(739年)唐朝新開廣濟渠。
安史之亂后,汴渠的疏浚中斷了八年,致使“澤滅水,岸石崩,役夫需于沙,津吏旋于濘,千里洄上,罔水舟行”,航行極其艱難,載重糧船更無法通行。唐朝劉晏仔細勘察河道,到處訪問群眾,調(diào)查研究,然后疏浚汴渠,恢復(fù)了汴渠的運輸能力。
山陽瀆亦稱邗溝,自山陽起至揚子入于長江。由于陸地下沉和各種自然因素的影響,長江三角洲向外推移,使長江江面逐漸變窄和揚子以南長江之間的河渠最容易被泥沙隔斷。導(dǎo)致唐初揚子以南已不能行船,槽船不得不繞道瓜步(今江蘇儀征縣東),溯舊官河始能進入揚子斗門。不但迂回,而且“多為風濤所損”。自唐玄宗開始,唐初五次修浚山陽瀆(邗溝)。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朝從今揚子橋到瓜洲鎮(zhèn)之間開鑿新河,《新唐書志第三十一》《唐會要.卷八十七.漕運》記載刺史齊浣開鑿伊婁河二十五里,“渡揚子”,“無風水災(zāi),又減租腳錢”,“歲利百億”“歲收利百億。又立伊婁埭”。從此開始這段新河一直是長江北岸的重要運口,既保證了行船的安全,又節(jié)省了時間和運費。唐朝大詩人李白在《題瓜州新河餞族叔舍人賁》中說唐朝齊浣“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
唐德宗時唐朝再次修浚山陽瀆,當時,揚州官渡填淤,漕挽湮塞,784年,唐朝揚州長史杜亞“治漕渠,引湖陂,筑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夾堤高卬,田因得溉灌。疏啟道衢,徹壅通堙,人皆悅賴”,溝通了江北漕路。又于788年“自江都西循蜀岡之右,引陂趨城隅以通漕,溉夾陂田”,并于渠口修“愛敬陂水門”以節(jié)水勢,改變了高郵湖附近“漕渠庳下,不能居水”的現(xiàn)象。
唐憲宗元和年間,李吉甫在高郵湖筑平津堰,調(diào)節(jié)運河水位,還灌溉田數(shù)千傾,又免去百姓欠的租稅數(shù)百萬,還修筑富人、固本二塘,不僅保證了山陽瀆水利的充足,還增灌溉萬頃之田。唐敬宗寶歷二年(826年),王播發(fā)現(xiàn)揚州的運河水淺,舟船滯阻難行,王播便奏請開鑿了一段19里長的運河,使舟船容易航行,這樣漕運便不再滯阻。
太極元年(712年),唐睿宗為了改善漕運,命魏景清引淮水至黃土岡,以直通揚州,稱為直河。
唐代宗永泰(765年-766年)年間和大歷(766年-779年)年間浚治練湖。因為運河自常州到丹陽之間,其中陵口以西至七里橋一段是江南運河水位最淺、航道又狹的地段,涸水季節(jié)只有四尺,只能通行小船。這段運河的水源古代靠練湖湖水,所以唐代宗時加以浚治,導(dǎo)湖入漕河。
唐憲宗元和八年(813年),常州刺史孟簡開鑿孟瀆,引長江水南注通槽,又開泰伯瀆,東連蠡湖,以濟漕運。隋文帝所開的廣通渠(又稱富民渠、永濟渠)、唐玄宗所開槽渠、唐文宗所開的興成渠,實際上都是對漢代槽渠的疏浚和重開,除渠首有變化外,渠線和尾閭基本上沒有多大變化。隋文帝利用漢朝開鑿留下的槽渠所看的廣通渠,其轉(zhuǎn)運之利并不長久,其在唐初已不便使用,故永豐倉的糧須用牛車運往長安。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唐朝陜州刺史兼水陸運使韋堅在渭水之南開鑿了一條與渭水平行的槽渠,這條槽渠西起禁苑(在長安宮城北)之西,引渭水東流,東至永豐倉附近與渭水匯合,又在長安望春樓下鑿廣運潭,以通漕舟。這樣,永豐倉和三門倉的物資都可以用船一直運往長安。關(guān)中運道大為改進,漕運物資,特別是糧食激劇增加。后來,這條渠道因受灞、浐二水盛夏暴漲的沖擊,唐代宗以后漸不通船。唐文宗太和(827年-835年)初年,唐朝咸陽令韓遼又自咸陽到潼關(guān)間,鑿興成渠300里,渠成后,關(guān)中運糧“無車挽之勞”。
唐朝對于永濟渠一線,也致力很多。貞觀十七年(643年),為增加永濟渠水源,唐朝在引淇水入渠處筑石堰。由于滄州(清池縣)一帶地勢低洼,為防止永濟渠決口,先后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開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在滄州西55里筑“有永濟渠二”、縣南30里筑“有永濟北堤”。另外,永徽(公元650年-655年)時,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帶)刺史李靈龜在魏州開永濟渠入于新市,開鑿出一條支渠,百姓利之。開元(公元713年-741年)時,魏州刺史盧暉也鑿出另一條永濟渠,名“西渠”,自石灰窠引流至(貴鄉(xiāng))城西注魏橋,以通江、淮之貨。此外,在經(jīng)城(今河北威縣)的張甲河,南宮(今河北南宮)的通利渠,堂陽(今河北新河)的堂陽渠,昭慶(今河北隆平)的灃水渠,清池(今河北滄縣)的清池渠、無棣河和陽通河,無棣(今山東無棣縣)的無棣溝,平昌(今山東德平縣)的新河,河間(今河北河間)的長豐渠,漁陽(今河北薊州區(qū))的平盧渠等,這些渠道直接間接都與永濟渠連貫,豐富了永濟渠的水源,有利于漕運事業(yè)。
唐朝不僅對南北大運河進行開鑿、疏浚和整理,還對灞水道、褒斜道、嘉陵江故道水道、靈渠和河汾水道也都進行過疏鑿和修浚的整治工程。
唐中宗采納崔湜的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镵山出石門,抵北藍田,可通挽道”,“開大昌關(guān),役徒數(shù)萬”,鑿石劈山,開鑿出了一條連接丹灞二水的挽道,江淮物資可通過此系統(tǒng)水道運往長安。后來這條挽道“為夏潦奔豗,數(shù)摧壓不通”。第二次開鑿在唐德宗貞元七年(791年),商州刺史李西華在崔湜開鑿的基礎(chǔ)上,增廣商山道,“又別開偏道。以避水潦。從商州西至藍田。東抵內(nèi)鄉(xiāng)。七百余里……修橋道……人不留滯。行者為便”。
褒斜道通達富饒資源的蜀漢地區(qū),又可通過江漢與江淮地區(qū)相連接。唐朝曾經(jīng)三治褒斜道。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年)開斜谷道水路,運米以至京師。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唐德宗命萬俟著開金商運道,通過褒斜道漕轉(zhuǎn)粟帛。唐宣宗大中年(847年-859年)中,興元節(jié)度使封敖、鄭涯等又加以修治,行人說通行方便。
嘉陵江故水道自古以來就是連接關(guān)中和巴蜀地區(qū)的通道。元和年間,唐朝山南節(jié)度使疏浚嘉陵江三百里,焚燒巨石,弄碎巨石,開通漕運來為成州的士兵運送給養(yǎng)。
唐朝多次治理靈渠。唐朝寶歷初年,李渤疏浚靈渠,“立斗門十八以通漕”,并且從此開始多次整修、疏浚靈渠(“自是累加修?!保?,“鄣泄有宜,舟楫利焉”。唐朝李渤在靈渠所立的斗門是船閘的先導(dǎo),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措施。咸通九年(868年),唐朝魚孟威再次修靈渠,“以石為鏵堤,亙四十里,植大木為斗門,至十八重,乃通巨舟”。
隋唐大運河很容易湮塞,甚至湮塞的與岸平齊。唐、后周、北宋要經(jīng)常開鑿、疏浚、整修,才能令隋唐大運河能繼續(xù)使用。到南宋,因缺乏及時的開鑿、疏浚,導(dǎo)致大運河因部分河道淤塞而衰落。
南宋時,通濟渠河道湮塞,至今已經(jīng)無運河遺跡可尋。原因有二:一、南宋時,北方淪陷,南宋統(tǒng)治者為了防金兵南下,破壞了運河上的各種設(shè)施,務(wù)使金船不能南下。紹熙五年(1194年),黃河在陽武決口,洪水南下,奪泗入淮,奪淮入海,金統(tǒng)治者聽任黃河泛濫,以貽禍南宋。于是淮水流域一帶,遂常鬧水災(zāi)?;春痈挠蛇\河南流入長江。通濟渠逐漸淤塞為陸。二、元朝定都北京,開始開鑿京杭大運河,又開辟了海運,導(dǎo)致通濟渠逐漸失去了它的重要性?!端拗葜尽氛f:通濟渠,(宋)“南渡后漸湮,元泰定初,黃河行故汴渠,仍于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廢,汴水湮塞,埇橋亦廢”。即國都改建北京與京杭大運河的開鑿,使通濟渠逐漸失修而湮廢。
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初期漕運路線,是由江淮溯黃河向西北至封丘(開封北)縣中礫鎮(zhèn),轉(zhuǎn)陸運180里至新鄉(xiāng)入衛(wèi)河,水運經(jīng)天津至今通縣,再陸運至大都。這條運輸路線不僅繞道過遠,且要水陸轉(zhuǎn)運。至元十九年(1282年)動工開挖濟州河,自今淮安引洸、汶、泗水為源,向北開河150里接濟水(相當于后來的大清河位置,1855年黃河奪大清河入海)。濟州河開通后,漕船可由江淮溯黃河、泗水和濟州河直達安山下濟水。汴渠的河身淤塞,河床高過地面。
從元朝開始,國都變遷到北京,國家政治中心轉(zhuǎn)移,元朝忽必烈下令開鑿了濟州河、會通河、通惠河,開鑿了元朝京杭大運河,直通南北,運河從此由江蘇淮安經(jīng)宿遷、徐州直上山東抵達北京。至此,誕生了現(xiàn)今意義上的京杭大運河。從濟水向北至天津的路線有二,一是由濟水入海,經(jīng)渤海灣至天津;一是由東阿旱站(東平北)向北陸運200里至臨清入今衛(wèi)河。沿前一路線,漕船常遭海濤風浪之險,沿后一路線每遇夏秋霖潦,糧車跋涉艱難。于是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自濟州河向北經(jīng)壽張,聊城至臨清開會通河,長250里,接通衛(wèi)河。因為會通河位于海河和淮河之間的分水脊上,所以在會通河上修建了插板門船閘26座,并在淮安設(shè)水柜,南北分流,以調(diào)節(jié)航運用水,控制運河水位。會通河建成后,漕船可由濟州河、會通河、衛(wèi)河,再溯白河至通縣。至元二十八年至至元三十年(1291年至1293年),元朝從今通縣到大都開通惠河,建閘20座。從此,漕船可由通縣入通惠河,直達今北京城內(nèi)的積水潭。至此,今天的大運河的路線走向才告初步形成。大運河建成后,元朝專設(shè)都漕司正、副二使,總管運河和漕運事宜。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多哈進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chǎn)大會宣布,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成為中國第46個世界遺產(chǎn)項目。大運河是世界建造時間最早、使用最久、空間跨度最大的人工運河,是中華民族留給世界的寶貴遺產(chǎn)。
隋唐大運河的主要功能是漕運。隋唐時期,國家糧倉設(shè)在洛陽,江南等地的漕糧大量運來,運河上終日“漕船往來,千里不絕”。到武則天稱帝時,洛陽城中的北市一帶已是“天下舟船所集,常萬余艘”,河道擁堵太過嚴重,連女皇都坐不住了。公元701年,武則天下令“引漕渠,開新潭,以置諸州租船”。
第一、加強了中國南北的溝通。在古代,水運通常是比陸路靠馬、牛車運輸方式便宜的。坐船過河甚至跨海,既快捷又能輜重,往往比走旱路要便宜。大運河把南北用水道連起來,組成水網(wǎng),把幾大自然水系(長江、淮河、黃河、海河、錢塘江)變成一個大水系。
第二、促進沿河城市的繁榮。唐、北宋的頻繁開鑿、疏浚、整修使大運河在較長的時期保持暢通,經(jīng)過唐宋的長期發(fā)展,大運河沿線的城鎮(zhèn)借助大運河的便利條件,發(fā)展的更加興旺。大運河促進了沿線城市揚州、杭州、西安、洛陽、開封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