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李自成（1606-1645），明末農(nóng)民起義領袖，杰出的軍事將領，原名鴻基，曾為銀川驛卒。1629年（崇禎二年）起義，后為闖王高迎祥部下的闖將，勇猛有識略。1643年（崇禎十六年）在襄陽稱新順王；同年，在河南汝州（今臨汝）殲滅明陜西總督孫傳庭的主力，旋乘勝進占西安。1644年正月，建立大順政權，定都長安，年號永昌；同年三月十八，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四月，多爾袞率八旗軍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在山海關內(nèi)外擊敗李自成。1645年5月17日在通城九宮山玄帝廟拜神后因勞累過度熟睡，遭山民誤當賊打死。

綱領政策

起義軍起義過程中，針對明朝地權集中與賦稅繁重的情況，提出“均田免賦”口號。攻占西安后，又以“貴賤均田”及“五年不征”相號召。在河南等地到處傳播“不當差﹑不納糧”的歌謠。后因“均田免糧”綱領屬于平均主義的空想，并未真正實行，只是個別地方官曾經(jīng)實行過改變封建地權的措施。如山東諸城縣令到任之后，即以劫富濟貧之說，令產(chǎn)不論遠近，許業(yè)主認耕；在某些地區(qū)大順地方官府還默許農(nóng)民進行自發(fā)的奪地斗爭。起義軍亦實行籍沒富室政策，以解決軍餉，兼濟貧窮。李自成初下洛陽，沒收福王藩府及宦家巨室存積的糧食和大量金錢，以其中一部分賑濟貧民。以后每攻占一個城鎮(zhèn)，常采取類似措施。占領西安后，繼續(xù)以“劫富濟貧”相號召。但在這一口號下，劫掠平民﹑殃及無辜之事亦時有發(fā)生。起義軍還針對地方為考中的舉人進士樹建牌坊，下“毀坊之令”。

起義軍還實行平買平賣，保護工商的政策。這種政策自崇禎十四年占領河南起，始終執(zhí)行。起義軍進北京后，令市民照常營業(yè)，不少地區(qū)工商業(yè)照常進行。山東畿輔運河航行的商船不絕。

起義過程

起義開端

主詞條：明末農(nóng)民起義

當時正是明朝末期，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天災人禍不斷發(fā)生。明末政治腐敗，農(nóng)村破產(chǎn)，壓迫剝削日益加重，陜西又逢旱災，人民無法生活。連續(xù)多年鬧災荒，土地都被皇親貴族、地主豪紳霸占了。千百萬農(nóng)民身上無衣，口中無食，受著統(tǒng)治階級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李自成從小就因欠債被迫給姓艾的地主牧羊。21歲那年，他打傷了地主，逃到銀川當一名驛卒。當時，全國到處都有農(nóng)民起義爆發(fā)。1627年，陜北白水縣農(nóng)民王二率領數(shù)百農(nóng)民殺死知縣張斗耀，揭開了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序幕。陜北巡撫得報后，因怕受到朝廷怪罪，充耳不聞，起義隊伍乘機迅速擴大。1628年，王嘉胤、王大梁、高迎祥和王左卦等紛紛起兵響應。李自成、張獻忠約在1630年前后也加入了起義軍的隊伍。1630年，張獻忠在陜西米脂十八寨起義，自稱“八大王”。李自成也殺死貪官造了反，在他舅舅高迎祥領導的起義軍中當“闖將”。1635年，明朝派洪承疇出陜西，朱大典出山東，兩面夾攻起義軍。斗爭的實踐教育了起義軍，他們深深感到，只有聯(lián)合作戰(zhàn)才有力量。1635年，各路起義軍會師于河南滎陽，共13家，72營，在一起共商對敵之策。

中原鏖戰(zhàn)

主詞條：李自成進軍中原之戰(zhàn)、李自成三攻開封之戰(zhàn)

不久，自成投闖王高迎祥，為八隊闖將，轉(zhuǎn)戰(zhàn)陜﹑晉﹑畿南﹑豫楚等地。七年，高迎祥農(nóng)民軍被圍困于漢中附近峽谷中，自成重賄明總督陳奇瑜，偽稱解甲歸農(nóng)，得脫圍困。既出棧道，連破麟游﹑永壽等七縣，勢力愈強。九年七月，迎祥在陜西盩厔(今周至)戰(zhàn)敗，被俘犧牲，自成承襲闖王名號，轉(zhuǎn)戰(zhàn)于陜南及四川東北部地區(qū)。十一年，起義軍敗于梓潼，被迫出川北上。自劍州(今四川劍閣)入甘肅，又走避寧羌(今陜西寧強)。六月至漢中。是時農(nóng)民軍首領大多敗降，唯李自成農(nóng)民軍仍堅持戰(zhàn)斗。是年冬，明三邊總督洪承疇﹑陜西巡撫孫傳庭設伏于潼關原，起義軍損失過重，潛伏陜南山區(qū)。十二年，避走巴東。十三年二月，自成軍又在奉節(jié)魚腹山失利，為避實就虛，乃走大寧(今四川巫溪)﹑竹山，返陜南，再次潛伏商雒山(今陜西商縣東南)中。同年，河南省發(fā)生嚴重災荒，農(nóng)民紛起暴動。十一月中旬，起義軍經(jīng)陜南商州突出武關，轉(zhuǎn)戰(zhàn)河南，農(nóng)民爭附，連下豫西南各州縣。不久，文士牛金星﹑宋獻策﹑李巖等先后投奔起義軍。十四年初下洛陽，殺明福王朱常洵，開倉濟貧，聲勢迅速擴大。此后，三次圍攻開封，連獲項城﹑襄城﹑朱仙鎮(zhèn)﹑郟縣﹑汝寧五次戰(zhàn)役的勝利，執(zhí)殺明兵部尚書陜西總督傅宗龍﹑汪喬年及陜督楊文岳等，大敗陜督孫傳庭。明軍主力被消滅，起義軍控制河南全省，部眾近百萬，其它農(nóng)民軍首領如羅汝才﹑袁時中等多歸附自成，李自成起義軍成為明末農(nóng)民起義軍的主力。

自占領洛陽始，李自成漸將過去的流動作戰(zhàn)改為每得一城，分兵據(jù)守的軍事戰(zhàn)略，十六年正月克承天(今湖北鐘祥），打出“剿兵安民”旗號，散發(fā)“三年不征”傳單。尋移檄黃州，揭露朱明暴政，宣傳自己興仁義之師﹑拯民于水火的作戰(zhàn)宗旨。兩年多席卷河南五府數(shù)十州縣，及湖廣荊﹑襄諸府。十六年二月，改襄陽(今湖北襄樊)為襄京，成立新順政府，自成自號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羅汝才為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轄區(qū)西起潼關，東至歸德(今河南商丘)﹑汝寧(今河南汝南)，北濱黃河，南至松滋﹑枝江﹑澧州(今湖南澧縣)，派遣地方官吏者凡七十多州縣。

謀取西北

主詞條：大順政權、永昌

起義軍雄據(jù)荊襄，遂圖謀取京師。李自成采納謀士顧君恩之策，先取陜西，作為根據(jù)地。十六年九月，起義軍與明孫傳庭兵戰(zhàn)于河南郟縣，深溝高壘以疲明軍，并利用連日陰雨，明軍糧運不繼之際，遣輕騎出汝州(今河南臨汝)斷截明軍糧道，大敗孫傳庭，殺傷明軍四萬多人，獲器仗輜重數(shù)十萬計，傳庭奔潼關。此后起義軍分兩路進兵陜西，一路經(jīng)淅川下商州(今陜西商縣)入陜南；自成則親率大軍趨潼關。十月，陷潼關，明軍潰敗，傳庭戰(zhàn)死。十七年正月，起義軍攻克西安，乘勝取寧夏﹑蘭州﹑西寧﹑永昌﹑莊浪等地。

起義軍占領西安后，即正式定國號為大順，以李繼遷為太祖，改元永昌，以崇禎十七年為永昌元年。并改西安為長安。李自成改名自晟，稱王。

攻陷北京

1644年二月，起義軍分兩路進攻北京，一路由先已進入山西的大將劉芳亮等率領，從平陽(今山西臨汾)經(jīng)陽城，越太行山出豫北，先下衛(wèi)輝(今河南汲縣)﹑彰德(今河南安陽)等地，然后經(jīng)真定(今河北正定)北上，以牽制明朝南路援軍；一路由自成親自率領，渡黃河，下太原，傳檄各州縣，揭露朱明種種罪狀。山西農(nóng)民群起響應，各府州縣望風而下，自成遂率軍北上，經(jīng)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南下，三月十八日圍困京師。次日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檢自縊于煤山(今景山)。

起義軍占領北京后，北方的勁敵只余駐防山海關外的明總兵吳三桂。自成雖認識到三桂擁有重兵，事關邊防，但失于輕敵，僅派降將、權將軍唐通和降官、兵政府侍郎左懋第攜金銀錦緞前往招撫。三桂先接受招撫，后聞自成在北京向明官追餉，并聞家屬被拘，遂歸山海關起兵反叛，并向清軍求援。自成大怒，率劉宗敏、李過東征，四月二十一日至山海關。為防三桂東退，自成出奇兵二萬繞至三桂軍后，自己則率大軍從西面合圍夾擊。

轉(zhuǎn)戰(zhàn)失敗

主詞條：山海關之戰(zhàn)、清滅大順之戰(zhàn)

山海關守將吳三桂終于投向清軍。李自成在北京得到吳三桂降清的消息后，即派明降將唐通率二萬騎兵出一片石（今河北山海關北），繞道關外以切斷吳三桂退路，并親率二十萬大軍于四月十三日北上討伐吳三桂。清軍在接到吳三桂飛書告急后，連夜疾馳，二十一日，清軍敗唐通部于一片石，隨即進入山海關。次日，清軍、吳軍與大順軍在山海關前對壘，清軍統(tǒng)帥多爾袞先命吳三桂軍與大順軍交戰(zhàn)。兩軍酣戰(zhàn)至中午，正當吳軍被農(nóng)民軍包圍難以支撐之時，隱伏于陣后的清軍精騎突然從吳軍右翼全部出擊，猛攻大順軍左側(cè)，農(nóng)民軍頓時陣勢大亂，一朝潰散，向北京撤退。清軍緊緊跟隨，在永平（今河北盧龍）再敗李自成。

李自成回到北京后，連兵十八營反擊尾隨而至的清兵，失利。此時，農(nóng)民軍內(nèi)外交困，形勢嚴峻，李自成無心眷戀北地，于四月十九日在武英殿匆匆登基后便放棄北京，向西安撤退。在大順軍撤退途中，清軍先于保定、定州（今河北定縣）兩挫農(nóng)民軍，接著向山西進攻。大同守將姜瓖投降，平陽（今山西臨汾）陳永福被俘。全晉落入清軍之手。同時，河北、山東大部分地區(qū)也被清軍占領。

五月初，清軍進入北京后，全國軍事形勢已呈現(xiàn)四分五裂的局面。清方控制著遼東、畿輔、山西、山東等地區(qū)，大順政權管轄著整個西北和山西、河南、湖廣的部分地區(qū)，張獻忠的大西政權正在收取四川的進程中，大明則統(tǒng)治著整個南部中國。對此，清廷制定了新的軍事方針：先“舉大兵以收晉豫”，“次第定東南之局”，最后統(tǒng)一中國。清軍因而將主要進攻目標轉(zhuǎn)向農(nóng)民軍，對大明暫取不戰(zhàn)不和的策略。為此，清廷將國都從沈陽遷到北京，宣告清朝是代明而興的天下共主。

十月，清軍分南北兩路進攻大順軍：北路由英親王阿濟格、吳三桂、尚可喜率領經(jīng)大同、榆林、延安南下，南路由豫親王多鐸、孔有德率領經(jīng)河南進攻潼關。同時，肅親王豪格率領的一部清軍業(yè)已占領河南、山東一些地方。翌年（1645年）正月，多鐸在潼關擊敗大順軍，李自成率主力連夜撤回西安。潼關為清軍所占，入陜門戶洞開。阿濟格部清軍進入陜北后，以一部分兵力圍攻據(jù)守榆林、延安的李過、高一功部大順軍，自己領兵南下西安。自此，李過、高一功部被切斷了往西安的退路，被迫放棄陜北，取道漢中，由四川入鄂。在清軍兩路重兵合擊下，李自成不得不放棄西安，取道商洛、豫西，轉(zhuǎn)入湖廣襄陽。

占領西安后，清廷命多鐸部東進南京，摧毀弘光政權，命阿濟格部繼續(xù)追擊大順軍。此時，50萬大順軍已是軍心渙散、紀律松懈、指揮混亂，在清軍追擊下，在襄陽、九江等地連敗十三仗，喪失了全部轄地。五月，李自成率兵一部退至湖北通山縣九宮山時，遭當?shù)氐刂魑溲b襲擊，不幸犧牲，大順政權遂而瓦解。其余部30余萬后來在李過、李來亨等領導下歸順大明，繼續(xù)抗清，最后于康熙三年（1664年）失敗。

余部抗爭

李自成死后，其所建立的大順便很快的分崩離析，其麾下的各大將軍帶著手下各自為戰(zhàn)，企圖分散清軍注意力，為自己爭取茍延殘喘的時間，但是最終還是沒有逃過被清廷一一剿滅的命運。

大順軍隊分裂后，繼續(xù)轉(zhuǎn)戰(zhàn)長江以南，在戰(zhàn)斗途中，他們與當時在福京的明紹宗朱聿鍵合作。在朱聿鍵的幫助下整合人馬，成立了一個10萬多人的起義軍隊，史稱“忠貞營”，表明了他們對于大明的忠貞，李自成的老婆高桂英也在其中擔當重要職位。

但是，此時中國的矛盾已經(jīng)由農(nóng)民與官僚的矛盾轉(zhuǎn)化為漢滿之間的矛盾了。此時滿清大軍剛剛攻下北京城，一個新的王朝剛剛建立。攻下北京城的滿清對大明垂涎已久。失去依靠的“忠貞營”只好且戰(zhàn)且退，轉(zhuǎn)戰(zhàn)廣西，但由于軍士水土不服，使得軍中瘟疫橫行，導致轉(zhuǎn)戰(zhàn)的“忠貞營”非戰(zhàn)時損失大幅度上升。

除了外部的軍士大幅減員，軍中高層內(nèi)部的矛盾也漸漸擴大，此時的高桂英已經(jīng)不幸戰(zhàn)死，起義軍沒有了主心骨，各大部將為了爭權導致矛盾不斷。直到起義軍的最重要的一名元老級人物李過去世，軍中爭權奪利達到頂峰。最終，李過之子，素有“小闖王”之稱的李來亨率兵分裂出去，繼續(xù)與清兵進行抗爭，其余部眾很快被清兵剿滅。

最后，李來亨的部隊在與清朝抗爭十幾年之后也被剿滅，至此，李自成所有部眾全滅。

失敗原因

傳統(tǒng)觀點無原則地推崇農(nóng)民起義，把歷史上的農(nóng)民起義領袖都看作推動歷史進步的大英雄。由于李自成的農(nóng)民軍占領京城，所以李自成的“業(yè)績”更得到歷史學家的推崇。但威名赫赫的李自成只在京城維持了一個多月即迅速敗亡，許多學者都為李自成惋惜。哪些錯誤導致李自成最終成為悲劇人物：

不知道籠絡明朝勢力，李自成出身于驛卒，在他的頭腦中，也許明朝皇室已經(jīng)完全喪失了正統(tǒng)地位，沒有任何利用價值了，他根本不了解，延續(xù)了276年的明朝帝王在官僚和百姓中還有很大的號召力。

從宏觀歷史看，李自成所率領的“貧民起義”勢力，與最終推翻了統(tǒng)治王朝的反秦起義、反莽起義、反隋起義、反元起義中的勢力根本不同，而與黃巾起義、黃巢起義和清朝后期發(fā)生的洪秀全起義頗為相似。唐末黃巢起義尤其與李自成起義的情況相似。雖然黃巢也攻占了唐朝的京城長安并建立大齊政權登基稱帝，但他也沒能維持政權，而是很快敗亡。從表面看，黃巢沒能推翻唐朝而李自成卻直接推翻了明朝，李自成的成就似乎更大一些，但這完全是由于在東北崛起的滿清政權對明王朝也構成致命威脅，崇禎皇帝本人也剛愎自用，不愿意離京避禍以觀天下之變。從這一角度看，李自成起義并沒有多大特殊的研究價值。

利用公共產(chǎn)品原理，我們可以把歷史上“農(nóng)民起義”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只有貧苦農(nóng)民參加的起義，稱為“貧民起義”；另一類是由社會各階層參加的起義，稱為“社會起義”。“貧民起義”的參加者都是由于天災迫使他們無法生存，必須用非法的暴力手段“謀生”，所以必須破壞當時的社會秩序。歷史上的黃巾起義、黃巢起義、李自成起義、洪秀全起義都是如此?！吧鐣鹆x”要么發(fā)生在由兼并戰(zhàn)爭建立不久的王朝，例如反秦起義、反隋起義、反元起義，要么發(fā)生在內(nèi)部篡位王朝，例如反莽起義。在兼并王朝統(tǒng)治時期，國家各部分的“融合度”較低，皇帝在被兼并地區(qū)也不具有多大正統(tǒng)地位，而篡位王朝的皇帝則在全國都不具有正統(tǒng)地位，所以很容易引起社會各階層（包括官僚、地主階層的許多成員）的反抗，形成“社會起義”。這類起義的領導者都力圖建立新的統(tǒng)治秩序，所以都能夠利用原有社會中的官僚地主階層（階級）。

“貧民起義”和“社會起義”的最大區(qū)別是，在“貧民起義”中地主階級是支持王朝或直接參加鎮(zhèn)壓（起義）的，而在“社會起義”中地主階級卻是支持起義或是直接領導起義的。結(jié)局當然也截然不同：“貧民起義”總陷于失敗，而“社會起義”卻總是推翻了原有王朝，建立了新的王朝（有興趣的讀者可在網(wǎng)上搜索文《中國歷史循環(huán)之謎新解》）。

李自成起義完全符合“貧民起義”的特點，它的參加者都是在天災打擊下無法生存的農(nóng)民，其行動是破壞社會秩序而不是建立社會秩序。借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他們善于破壞舊世界，但是卻無力建設新世界，所以他們的失敗就完全是必然的。

貧民起義領袖并不代表歷史前進的動力，李自成也毫不例外。李自成的特殊性也許在于，他本人有良好的個人品德——與張獻忠相比，他并不是嗜殺成性的暴戾之徒，所以歷史資料中多有他得到部下和人民擁戴的記載，官書的《明史》也稱贊李自成“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但既然李自成并不亞于劉邦、朱元璋等帝王的個人品質(zhì)，那么他的失敗就不是個人的悲劇，而是歷史條件使然。

沒有具體可行的惠民政策是問題的關鍵。李自成的部隊變成土匪兵，當然不會出什么惠民政策。他們想的就是搜盡錢財會陜西過日子！李自成的勝利太過突然，他沒有作好統(tǒng)治全國的準備。這些暴民的暫時勝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明政府的腐??！當時，明政府財政混亂，有些權利的人想方設法的克扣餉銀。普通士兵沒有餉銀，自然不愿意賣命打仗！加上張獻忠等牽制了明政府的大部分力量，這才使得李自成順利攻入北京城。這些暴民被突然的勝利打蒙了，哪里想得到其他。最高統(tǒng)治者李自成的頭腦也不怎么清楚！歷朝歷代，這個時候，應該安撫老百姓，安撫知識分子，安撫那些達官顯貴，否則，怎么站得住腳。尤其是知識分子和達官顯貴，其影響力不可忽視。李自成忽視的恰恰是這一點，以至于這三種人對于新興政權恨之入骨！在李自成敗退的過程中，沒有得到士紳地主的任何支持，所以才一潰千里，最后身死“國”滅。

歷史意義

起義軍起義過程中，針對明朝地權集中與賦稅繁重的情況，提出“均田免糧”口號。攻占西安后，又以“貴賤均田”及“五年不征”相號召。在河南等地到處傳播“不當差、不納糧”的歌謠?！熬锩饧Z”并未真正實行，只是個別地方官曾經(jīng)實行過改變封建地權的措施。如在某些地區(qū)大順地方官府默許農(nóng)民進行自發(fā)的奪地斗爭。起義軍亦實行籍沒富室政策，以解決軍餉，兼濟貧窮。但在這一口號下，劫掠平民、殃及無辜之事亦時有發(fā)生。起義軍還實行平買平賣，保護工商的政策。起義軍進北京后，令市民照常營業(yè)。山東畿輔運河航行的商船不絕。

所以說從一定程度上講是推動了歷史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