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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侃如馮沅君故居怎么樣

童年時，這里是個十字路口，每日放學回家，公交車都會經(jīng)過路口的車站。車站后面是花崗巖砌成的矮墻，還有一排竹子，隱隱約約遮擋著一個院子，窺不見真容。

院子的門口，其實在路口拐彎處的山腳下，童年時屢屢走過，卻未留意——想來，怕是青島這樣精致的院落太多，年幼時便習以為常的緣故。

這是魚山路36號，斜對面便是梁實秋故居，向上走幾十米便是舊時的國立青島大學，如今，這里是中國海洋大學校址所在地。院子門口掛著三個牌子，依次是“童第周故居”、“馮沅君與陸侃如故居”和“束星北故居”，還有簡單的介紹。

當年的中學課本里，便有關(guān)于童第周的課文，這是我國較出名的生物學家之一；束星北是物理學家，是國內(nèi)較早研究量子力學、相對論的學者之一。

兩位科學界名宿倒并非我此次尋訪的對象，我的“目標”是一對學界伉儷——馮沅君與陸侃如，二位都是古文學研究專家。

看到這兩個名字，我便忍不住憶起大學時光。那酷熱的下午，一線線陽光穿過窗簾的縫隙射入圖書館，伴著一聲聲蟬鳴，逃課的我坐在地上，倚著書架看書。

彼時草草讀過的《中國詩史》，便是馮沅君與陸侃如所著，只是，當時卻不知道這對夫妻曾在繁花似錦的青島安居多年。這對伉儷都曾擔任過山東大學副校長，一起致力于文學研究，攜手幾十年，堪稱佳話。

馮沅君是昔時的“中國五大女作家”之一，另外四位是蘇雪林、冰心、丁玲和凌叔華。與其他四人不同，馮沅君一生用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時間極少，在1930年開始便潛心文學研究，淡泊終老。這也便是為何馮沅君少時成名，卻并不為人所熟知的原因。1949年后，馮沅君曾擔任山東省婦聯(lián)副主席、山東大學副校長，也是1949年后中國第一位女一級教授。

但在1922年到1929年間，馮沅君的“才女”之名滿天下，文壇舊事中總少不得她的典故。較讓人廣為提及的是“一門三兄妹”——馮沅君的二哥便是哲學家馮友蘭，三哥是地質(zhì)學家馮景蘭，兄妹三人當年相繼考入北大，又相繼成為一級教授，為教育界罕見。

她的一生，便是一道涓涓細流，寫女性掙脫舊禮教束縛的情事，潛心于文學史的蛛絲馬跡，在1974年去世前，她留下遺囑，說“我一介寒儒，連個后嗣亦無，能為國家民族留點什么？我想個人艱窘一點，存幾個錢，身后讓國家做學術(shù)獎金，獎掖后人吧！”

馮沅君文學獎，便從此而來，隨之一同捐獻的，是她與陸侃如一生的數(shù)萬冊藏書。

如今這院子，僅僅靠一排竹子，便似遮住了道路上的喧囂，清靜自得。五棟小樓比鄰而立，各不相同，門口的五號樓便是馮沅君伉儷昔時的住所。

時值正午，依稀聞得到飯菜香味，這距離海邊百余米的院落里，不復當年的學術(shù)氣息，與青島的眾多名人故居一般，成了普通民居。令人欣慰的是，這幾棟小樓保存極好，清靜的小院里還栽滿了花木，那散落一地的櫻花花瓣絕美。我最愛靠里的那棟，閣樓外的三角墻面墻面有赭紅色的裝飾線條、土黃色的天然毛石，搭配著米黃色的墻面，十分精致。

一只極肥的貓趴在院子中間曬著太陽，不遠處是一輛如今極少見的三輪摩托車，卻漆成了紅色，頗顯怪異。因為天氣好的緣故，幾乎家家都在曬被子，院里還有兩棵年頭頗久的法國梧桐，樹下生著鵝黃色的小花。

馮沅君與陸侃如便是在這院落內(nèi)，一起任教、一起研究，恬靜淡泊。

其實，少女時代的馮沅君，也曾激進。她的三本短篇集，第一本名叫《卷箷》，寫于在北大求學期間，由魯迅親自編輯并辦理出版，魯迅說“卷箷是一種小草，拔了心也不死”，基調(diào)亦是明朗的；而第二本叫做《春痕》，頗覺沉郁；第三本叫《劫灰》，是其文學生涯的終結(jié)。其小說主題多集中于抨擊封建包辦婚姻、提倡自由戀愛，有濃郁的五四氣息。她曾在《卷箷》里收錄的《隔絕》中寫道：“我們的愛情是絕對的、無限的，萬一我們不能抵抗外來的阻力時，我們就同去看海去”，她也曾寫道：“身命可以犧牲，意志自由不可犧牲，不得自由我寧死?！?/p>

那叛逆與決絕，在書中隨處可見，“我們相抱著向里面另尋實現(xiàn)絕對的愛的世界的行為是怎樣悲壯神圣，我不怕，一點也不怕！人生原是要自由的，原是要藝術(shù)化的，天下較光榮的事，還有過于殉愛的使命嗎？總而言之，無論別人怎樣說長道短，我總不以為我們的行為是荒謬的。退一步說，縱然我們這行為太浪漫了，那也是不良的婚姻制度的結(jié)果，我們頭可斷，不可負也不敢負這樣的責任。”

而從《卷箷》到《春痕》，再到《劫灰》，三部集子的名字則似一個女性的青春與成長，由激昂到萌動，逐至黯淡。

我曾讀過的，是中間的《春痕》，收在一本現(xiàn)代文學的集子里。之所以記得，是因為那是五十封信，為一女子寄給情人的，從求愛到定情，每封信里講二三事，淡得只留痕跡，那痕跡，卻是堅定的。

陸侃如于1922年考入北大，大一那年出版《屈原》一書，馮沅君是他的同班同學。1929年，二人在上海成婚，值得一提的是，馮沅君幼時曾有婚約，1923年，她堅決要求解除婚約，上演了她小說中的一幕。她與陸侃如相伴數(shù)十年的婚姻還是一場姐弟戀，她比陸侃如大三歲。1931年，二人合著六十萬字的《中國詩史》，有人說，這是“繼王國維先生的《宋元戲曲史》、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之后的又一部具有開拓意義的中國古典文學專著”。次年，他們又合著《中國文學史簡編》，此書被譯成多種文字。同年夏天，二人一起赴法，就讀于巴黎大學研究院，1935年雙雙獲得文學博士學位。1947年，他們一起來到國立山東大學任教，居住于魚山路36號，馮沅君在這里創(chuàng)作了《古劇說匯》、《古元劇雜考三則》等，其中《古劇說匯》與日本人青木正兒的《中國近世戲曲史》、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并稱，閃耀于戲曲史。而陸侃如則編寫了《中國文學理論簡史》，那期間他的學術(shù)論文，總在文末署上“寫于青島魚山別墅”幾字。

他們在這里居住了11年，直至1958年，山東大學遷往濟南，他們也跟赴濟南。

可悲的是，作為知識分子，他們晚景凄涼。一輪又一輪的政治運動，使他們無法再安于書齋。1957年，二人雙雙被打成右派，1958年又遭“拔白旗”，馮沅君更是拖著小腳每日去千佛山砸礦石。至文革時，陸侃如成了“死老虎”，馮沅君成了“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屢屢遭批斗，唯一工作是掃學校的走廊和廁所。

聯(lián)想他們此前的行為，這境遇就更顯悲慘——早在五十年代初，他們就將所有積蓄共計兩萬元捐獻，在當時可算巨款。可一片赤誠，卻終不堪風雨。

我也曾讀過他們1949年后的著作——相比三四十年代的高產(chǎn)高質(zhì)，他們在1949年后的著作無論質(zhì)與量，都大大下滑，還帶著明顯的時代烙印，比如“順應潮流”，在每個章節(jié)的結(jié)尾都大量引用毛澤東的話，以證明中國文藝按毛澤東思想發(fā)展前進。

1974年，馮沅君去世，時年75歲，三年后，陸侃如去世，時年也是75歲。